白砥《基础与传统》

右艺分子

每一门艺术都有一个基础的问题，书法自然莫能例外，书法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是楷书，因为只有楷书写好了，行、草等其它书体才能得心应手；有人说是篆隶在先，不懂源流，又谈何发展？这样理解基础，固然没有错，但却显得简单。能够写好楷书，未必一定能写好行草——历史上有些草书大家，其行草的风格与楷书并不完全协调。所以，我们认为，楷书有楷书的基础，行草有行草的基础，篆隶也有篆隶的基础。而笼统地讲，对用笔、结字、章法等技法的训练与认识，可谓是一个基本的基础。
   用笔、结字、章法的技法从可而来？从临摹中来！没有一位书法家能够绕过这一步。所以，学古便是基础的积累过程。书法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其间大家辈出，名作迭传 ，可学的东西实在很多。故基础既有点和面的问题，更有面和层次的问题。譬如说，学颜真卿。如果单纯只学《多宝塔碑》，便只是一个点。很难说学好了《多宝塔碑》便学好了颜真卿。而要体味颜书之技法，不仅要对颜楷风格之变迁有个整体的了解，对其从楷书转换到行草的技巧亦须心领神会，并能体察其每件作品的独到处。如更全面一点，则须对颜书取法的对象（如北碑、王羲之等）后世学颜书家（如钱沣、何绍基等）细细对比，明了颜书之所以成、之所以传的历史原因。从对颜书的整体面貌的认识，发展至对颜书审美特征及其文化价值的理解，便是由面到层次的过渡。故学古不是死临，也不是简单的取法，而是从深层次把握古人的精神。
   然而，单纯地学一家，基础仍嫌狭窄。历史发展至今，照相与印刷术的发达让我们轻易能够见到古人的遗存——几乎是所有的遗存，我们没有理由只停留在一家一派上，或一碑一帖上。社会上许多书家有习气，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的东西太单一，融会的东西太少。所以，我主张，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学习古人，相近的甚至相反的风格类型，不必太多取舍，都可以学。其实，学古到一定火候，便能触类旁通。譬如说学碑，在掌握了方笔、圆笔之后，那些风格相近的碑刻便可以放在一起学（如《爨龙颜碑》与《嵩高灵庙碑》）。放在一起学既能将之联系， 又能将之对比，容易发现同中之异体会细微的变化。再譬如《龙门造像》多用方笔，《郑文公碑》、《泰山金刚经》等多用圆笔，两类相反的东西也可放在一个学习段中，以体会用笔技法的转换。而方圆用笔掌握后，便可体验方中之圆或圆中之方，如此，用笔的不同感觉与微妙变化便能悉数撑握。
   学古的过程，同时又是创立自我风格的过程。对书法家而言，不可能一辈子天天处在临摹阶段。要不断临摹，不断向古人学习，同时从中不断结晶出自己的风格。这个过程是混杂的，不是说前几年打基础，后几年就可创作了。在有一定基础后，创作自然是最主要的。但不断的创作又赖于不断的学古。一辈子能够不断创作的书家，肯定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学习。
由学习转为创作，综合能力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自我创作意识的出现，便是对所学东西的融会。所谓融会，是将不同字帖精彩的东西提纯出来，糅合在一起，且要糅合得自然。学得越多，糅合得越好，自我的风格越强烈，也就越耐人寻味。一些水平的高的书家风格，读者一下难以捕捉到他的出处，但又不能轻易让人学得，便是其融会的东西多（用笔的或是结体的）缘故。
   从临摹到创作，除却悟性等因素外，方法很重要。一般而言，临摹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对临，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即真实地一点一划地将古帖临下来；这一过程最让人能够理解。二是背临。在一定的对临基础上，慢慢地将字帖移开，逐渐写出与古帖相似的感觉来。这一过程为多数人忽略，或者力不从心。其实，学任何技术，背都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譬如学外语，第一天学习了生词、句型、课文，第二能够把它背下来，便是基本上的掌握。三是意临。意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离开字帖，通过对临、背临的过程及分析、理解与消化，写出与原帖相近的意态，有些字帖中没有的字也可通过对其用笔、结字道理的分析写出来。另一种是将自我意识结合在其间，当然，应以取为主，我为辅。若纯粹以己意写出，就谈不上是意临，犹如以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复述英语课文一样，其中心思想不能偏离。
临摹的过程，也可理解为锻炼驾驭毛笔能力的过程。学的碑帖越多，自己对各种用笔的适应能力便越强、感觉亦便越细腻。比如说，汉魏碑刻之中的金石味，是一般写帖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帖书的灵活使转与提按，又非单纯写碑者能及。只有对碑帖都深入学习过的人，才能得到碑与帖不同的用笔方法与经验。故不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学碑者反帖、崇帖者卑碑的偏激认识都有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学习、取法面的狭隘。善于学习与自己观念相对的东西，或正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故要学有大成，是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的。
   当今书坛很复杂，书法家的类型也很多。他们对书法的基础认识各异，对传统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但对基础的认识往往牵涉到对传统的理解。对基础的认识面狭窄，对传统的理解也就比较局限。
   传统是什么？它可以被认为是优秀的历史中文化遗存，也可以被理解为凝结在历史遗存中的文化精神。因此，它的感觉既模糊又具体。就书法而言，三代金文、汉魏碑刻、钟王、唐楷、狂草等等，就是书法的历史遗存。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书法。而透过这些传统书法，所表现的小笔墨意味，其间所蕴含的中国人对自然之所以生、之所以成、之所以变的“道”的规律，便是优秀传统书法所表现出的传统精神。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感悟，才能慢慢接近它、理解它。
    王羲之集古大成，自立新派，对书法的发展贡献很大。尤其他在行草书的创作上可以说将用笔发展到一个高峰。由于唐太宗酷爱王书，并广为弘扬，因此形成了一千多年来的崇王风气，并在许多人眼中，王书成了传统的代名词。但古代王书的流传方法主要靠刻帖与摹写，由于转辗翻刻（临），王书风貌与精神逐渐变异——王书原本潇洒、奇逸、遒劲、善变的风格中凝结的“魏晋风骨”在后世变为平庸、板正、甜俗、守成，已经远离王书作为“载道”传统代表的本意，实际上已经使书法走向了工艺化。
    通常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传统书法的代表，这并没有错。但反过来讲，传统就应该是王羲之书法一系，便不能成立了。王羲之不能涵盖传统的全部。他是传统精神这一内核所辐射出来的一个亮点，并非这一内核本身。因为除了王羲之这一亮点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亮点，同样由这一内核辐射出来。譬如说，汉碑中的《张迁碑》、《石门颂》，风格面目与王书迥然不同，但它们也是传统书法的代表。所以我们说，汉隶有汉隶的高度，行草有行草的高度，不能认为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才是传统。
    由是，作为体现“载道”本质的书法传统，其形式是没有专指的。而其传统“味”如何，取决于其形式所蕴含的体“道”层次的高低。体“道”越深，应该说越传统，若仅仅只是一些基本技法的摆弄，又怎能得到高深的境界？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传统是科学化的传统，故大到天体，小到粒子，西方人把宇宙已经分解得很细。中国文化却注重模糊的感觉，他们把宇宙概括为一个“道”字，昌从本质上总结宇宙自然生成、发展的规律。中国的所有艺术，无不围绕着这一虚无的观念展开着、发展着。书法既被认为是最能直接反映“道”的精神的一门艺术。
   书法何以“载道”古人说：“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相摩相荡，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道”。书法语素中的刚柔、动静、巧拙、方圆、虚实、聚散、正奇、大小、浓枯、燥润等等，便是“道”的化生。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变化。而以立双方相融得越复杂，越微妙，其“传统味”亦便越强。
故不论是《张迁碑》、《石门颂》、《爨龙颜碑》、《泰山金刚经》等汉碑魏刻，还是王羲之、颜真卿等大家名作，它们之所以被视为传统书法的经典，在于它们比一般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这一传统精神，更深地体验到“道”的境地。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再回复到对书法基础的理解，就不仅仅停留在哪家哪派上，不应仅仅停留在隶书、楷书上，不应仅仅停留在基础技法上，而是应该透过这些形式，体验其由法入理，由理入道的奥秘。譬如说，一个点画的基本技法是何处提、何处按、提按轻重、运笔的快慢等问题，而对提与按的关系处置，对不同提按造就的不同审美特征（如由提按造成的线质刚柔、燥润的变化）的把握以及这些审美特征深浅层次的分析与理解，便是上升到入“理”并“求道”的阶段。惟其如此，才不致对书法基础有偏面的理解，也才不致囿于古人形式，学古不化，并保证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自我的风格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