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座位帖》：书法、理性与情感的完美结合

右艺分子

颜真卿《争座位帖》又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书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十一月。时年，颜真卿五十六岁，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全文65行，1194字，书如屈铁，傲劲独标，字字珠玑，神采焕然。它与《祭侄文稿》、《告伯父稿》并称“三稿”，与王羲之《兰亭序》合称“双璧”。

一、刻本

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载：“鲁公与郭令公书论鱼军容坐席，凡七纸，而长安安氏兄弟异财时，以前四纸作一分，后三纸及乞鹿脯帖作一分。”可知原真迹传有七纸，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始摹勒上石。后安氏兄弟析分家财，真迹一剖为二。其后又进入宋内府，《宣和书谱》记有“争坐前帖”、“争坐后帖”即应为真迹。宋代以后真迹不知所踪，现存宋代关中本刻石，石藏西安碑林，已属不易。

《争座位帖》有很多摹刻本传世，亦有不少临本刻石及翻刻、伪刻传世。较为可靠的刻本据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卷九十三记载有七种：京兆安师文本（见《东坡集》）、吴中复重刻本（见元代袁桷《清容集》）、米芾临本（见宋代米芾《宝章待访录》）、北京本（见明代叶盛《篆竹堂稿》）、戏鸿堂本（见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嘉善魏学濂本即半村钱旃摹本、关中本即今西安碑林本（见王澍《竹云题跋》）。此外还有黄本骥《颜鲁公文集》所见海昌本、濮州本、乾隆御刻墨妙轩本、孔继涑玉虹鉴真本、谢希曾契兰堂本等。

今北宋拓本不传，南宋拓本稀如星凤。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宋拓原本，湖北美术出版社《中国法帖全集·忠义堂帖》将全帖影印出版。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编集鲁公墨本摹勒上石，后二年(1217)巩嵘续刻几种，合置于忠义堂，凡四十五种，世称《忠义堂帖》。浙江博物馆收有宋刻宋拓《忠义堂帖》八册(35.6×16.5厘米)，系清初孙承泽(退谷)海云阁旧藏，有孙氏朱笔校记、题跋多处，并有王崇伦、梁清标、安岐、张穆、何绍基等人鉴赏印记。其刊刻“参异订疑，搜亡补失”，惜原石已佚。

据米芾《书史》记载，《争座位帖》真迹用“唐畿县狱状棰熟纸”起草，其中“内小字是于行间添注，不尽，又于空纸边横写，与当时刻本不同”。忠义堂刻本，亦小字行间添注，第三十一行处添注“岂独有分於仆射哉”，后两字为行下空纸边横写，可见刻本完全按照真迹书写面貌刊刻，与米芾所指当时刻本不同。元袁桷曾见苏东坡手拓本，其《清容居士集》谓“无纤毫失真，旁有眉阳苏氏及赵郡苏轼印记”。米芾临本，据《书史》当有元章戏笔字印，而此现存拓本不见苏、米印记，忠义堂本均无。由此推测，忠义堂本可能以真迹上石。宋宣和二年（1120）夏秋间，内臣奉命编纂《宣和书谱》，记有有“争坐前帖”、“争坐后帖”。真迹可能早于此前已在内府。留元刚嘉定八年（1215）始刊石，刻石底本以刘敞藏嘉佑宋次道集刻本十二卷及所收鲁公“碑迹”，以留元刚曾官至秘阁校理、起居舍人，其父留正曾为丞相，很可能目寓真迹并借以双钩而摹勒上石。

二、源流

颜真卿行书的渊源历来有着不同观点，黄庭坚《山谷题跋·跋颜鲁公东西二林题名》曰：“余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认为出自王羲之。米芾《书史》曰：“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可知早期颜书是取法二王一脉。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刘熙载《艺概·书概》曰：“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今人有通过对照出土文献《吐鲁番文书》，论证颜书从民间取法的可能，可备一说。由此，颜真卿行书兼具篆籀之气、二王之韵、碑版之骨，取法众家，铸为一炉。

颜真卿曾专门求教于张旭，有《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论》自云：“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留元刚《颜鲁公年谱》记在天宝五载(746)作。据“于兹五年”推算，颜真卿去洛阳访师张旭，当始于天宝元年(742)。去《争座位帖》二十二年，此帖应看做颜真卿得到张旭传法后，积年累月，书风纯熟，天真烂漫，渐入化境制作。米芾《宝章待访录》曰《争座位帖》：“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世颜行书第一书也”。

三、鉴赏

首先，《争座位帖》是书、理、情的完美结合。

为了准确把握颜真卿书写时的情状，有必要对的书写背景做一了解。广德二年（764）十一月十四日汾阳郡王郭子仪自泾阳入朝，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并于安福寺举行兴道之会。左仆射郭英乂谄事军容使鱼朝恩，礼遇高于六部尚书，颜真卿即疾书纠之，作《与郭仆射书》。可知，此稿书于十一月十四日以后不久。此事前一年，吐蕃兵进犯，代宗出逃陕州。鱼朝恩以保驾有功，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京师神策军。后领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等使，掌握朝廷大权。其后，他干预政事，慑服百官，贪贿勒索。置狱北军，人称地牢，迫害无辜。在这种背景下，众臣子敢怒不敢言，颜真卿却直言不讳，“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字里行间洋溢着凛然的忠义之气。文稿通篇气势宏大、刚烈劲挺，读之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其高超的书艺、激越的情感与浩然正气完美的铺展在自由洒脱的书写之中，正如米芾在《书史》中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此帖之所以有着至高无上乃至不可超越的地位，是因其文、情、理与书写互相生发、天机一片，“意不在字”，而能从字中读出一个忠臣的义愤，当然会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

能称为“神品”的书作，必定是情感与理性的碰撞的生命之光。颜真卿的行书无疑不愧于此。清王澍《虚舟题跋》曰：“公乃与定襄有论坐书三稿，皆公奇绝之作。《祭侄》奇古豪宕，《吿伯父》渊润从容，至《论坐》则兼有祭侄、告伯两稿之奇，情绪不同，书随以异，所以入神品，足为兰亭后劲也。”我们更能从书稿的改删、增订和时而舒缓，时而激越的行笔中感受到，《争座位帖》是将奋争的激励转化为致密的思辨。这一点与《祭侄稿》的沉痛与愤慨截然有别，与楷书书碑时的严谨恭敬截然有别。《争座位帖》可以看成颜真卿的另一种性格，刚正不阿、据理力争而又情动行言、针砭时弊，表现出士人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涵养。

其次，《争座位帖》是人品与书品的完美结合。

书以人重，颜真卿的书法在宋代的地位渐重，并推崇到极致。《宣和书谱·颜真卿》载：“惟其忠贯白日，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欧阳修《金石录》卷二十八曰：“鲁公于座位高下小有失，当犹力争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恶乎。”苏轼《苏轼集》曰：“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

虽然，士人有意借颜真卿的书法标扬其人格精神和忠君思想，成为学子学书、做人的圭臬。客观上却树立了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其功不减当年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从而导源了后世的帖学风尚。如清代杨守敬《学书迩言》评价到：“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上。”而其书风蕴含的高尚的人格精神也为后人所关照，成为历代论述书品与人品理论范畴的光辉典范。

颜真卿书风的提倡与发扬，使得后人能超脱“二王”帖学的藩篱，另立规范，由学颜书而得法进而参悟的书家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