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世哲学/王蒙

右艺分子

我的处世哲学  
王蒙

     我没有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所读书卷也很有限。有时承蒙不弃，被认为还有点什么思想见解，并不随波逐流也者，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实践的启示与好学好问的感悟。
就是说，我承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不否认基本之外的例外与变异。
马上就是我的60岁生日了，积一个甲子之经验，我能够告诉读者们一点什么呢？
第一，不要相信简单化。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这一辈子还没怎么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烦了。
所以我虽然赞扬针灸，却不相信点穴和咒语。
我知道世上没有万能药方，所以我也不为某味药的失灵而气恼或反目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所以也很少过于悲观绝望。
第二，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

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敌我两种力量，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
要善于面对和把握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的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等。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要学会面对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面对”被某种意图或者理论过滤过改绘过的简明挂图。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
第三，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发明一句话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无当的论断下边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虚应糊弄。
过犹不及。过于伟大或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过于愚蠢，过于奇特或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
不要陷于标签与旗号之争，不要认为一划类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不要以为一划类一判决世界就井井有条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以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这是一。桂冠云云可能本身就不可贵，盆子云云可能本身就不丢人，这是二。同一个类属或概念之下可能掩盖着各种不同的状态以至于性质，这是三。你的分类法本身就没有被证明过，你的划类术又极低智商，因此不足为凭，这是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说，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在常识与大言之间，我选择前者。但我也绝不轻率地否定一种惊人高论。对后者我愿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

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给人以教益的了。
所以，多年来我坚持一种说法：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可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要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提倡多元互补，不要动不动搞你死我活。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我主张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这种真空比没有破以前还糟糕。
第五，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

甚至于批评谬误，也要先理解对方，知道他是怎么失足，怎么片面而且膨胀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与总体的荒谬性是怎么表现与“结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对方视如妖孽。没有人有权利动不动把对立面视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张见到自己没有见过或弄不清楚的事物先努力去理解它体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评它匡正它。我不赞成那种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声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恶习。自己弄不懂的东西不一定就坏，对于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来。
所谓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价值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先做出价值判断再去过问真相，乃至永不去过问真相：这是聪明的白痴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信他。
所以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
所以我赞成不搞无谓的争论，对于花样翻新的名词口号，对于热点热门，对咋咋呼呼，我常常抱不为所动所怒，静观其变，不信其邪，言行对照，比较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常常怀疑关于自己已经发现终极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我梦想某种瞬间，但更重视经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间来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矫情。不管这种矫情以什么样的大言的形式出现。

所以我原谅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欢务实态度，我宁愿假定人是有缺点的，多数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对于有毛病的人不必嫉恶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国，只知谋私利，我很讨厌。
用到学术讨论上，我认为百家争鸣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一“百家”中，有三两家深刻而又真实的论述，也就不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废除百家争鸣，说不定离真理更远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废食。
我当然承认特殊，承认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规律。例如一谈到爱就强调不能爱结核菌，一强调业务就辩驳说某位烈士并非因了业务好而伟大等，这都是无聊的诡辩。我们重视特例，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体，着眼于正常情势下的状态。宽容云云，当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与敌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连这种废话都要说一说，我为此深觉遗憾。
第七，求学求知方面，我重视学习语言、外族语言、哲学、逻辑和一般的数学科学常识。我好读书看报，喜思索，常对比，愿探讨，不苟同，不苟异，相信许多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相信生活之树常绿。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间与相互之间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

我有兴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实际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属一类，实际如此不同的世间事物。看出这个，才是有趣的发现。
我特别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最不相同与相干的知识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赏的范围。例如直观的诗与逻辑的理论。例如地方戏曲与交响乐以及摇滚乐。我每天都在警惕与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固步自封，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病魔的阴影。
第八，我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对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我常常发现激烈冲突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种有我无你的方法，抹杀事实的方法，六经注我的方法，先有结论而后雄辩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说大话装腔作势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口罗口罗，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欢乐生，喜欢对于各种新鲜与陈旧事物感兴趣。

我相信，多种多样的兴趣与快乐，不仅有益于健康也有益于学问、工作乃至处理公私事务。起码它有利于触类旁通，有利于发展想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选择，有利于举一反三，有利于从容讨论，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细心体察，有利于海纳百川，有利于消除无知与偏见。
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
第十，在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上，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有仓促引进的观念，成不了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个人一样，人人去给他治病，并为医疗方案问题争个头破血流，那个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讳疾忌医，或者反过来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们会扔掉自己的事，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正像一个人应该一日三餐，这是常态，而非常态状况下，也许三天也不吃一顿饭。革命的结果究竟是让人们更多地过常态的生活呢，还是让人人都过非常态的生活呢？　这本来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日拙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
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
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求与突破等等。以
为靠初中哲学教科书就可以指手画脚文艺，着实的天真烂漫，一厢情
愿。）
综合上述诸点，我想换一个比较“哲学”的概括方式来讲一讲自己多年来虽有实践却并不自觉的几条原则：
一、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性。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即中道—前进的。我一贯致力寻找不同的矛盾诸方面的契合点。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
二、常态或常识原则（不否认变态和异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异、变态。所谓异、变态是来自常态又复归常态的常态的变异。是常态的摇摆振荡，最后也是常态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认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间性，认同人类的世俗性，认同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趋利避害的合理性。认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
三、健康原则。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而什么样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咋咋呼呼，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与人为善，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是健康的。恶狠狠，狗肚鸡肠，与人为恶，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是病态的。
乐观原则。面对一切麻烦，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类文明抱乐观态度是健康的。动不动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健康原则是一种利己的与乐生的原则，但也是一种道德原则。我认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总结。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与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腾己的事情。
健康原则同样是智慧原则。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其例无数。
这些原则互不可分，互为条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我坚信，人们是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的。希望在于这些原则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实更偏重于经验，偏重于生活的启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识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发明也不喜欢表演黑马。而另一方面，如治学的谨严，体系的严整，旁征博引的渊博，杀伐决断的强硬，以及名词与论断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颇有弱点、疏漏。我的一些见解，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人生的常识。承认人生，承认常识，我们就获得了讨论与交流的基础。
（《作家人生笔记丛书—我的处世哲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