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书法境界在于怎样写写什么

右艺分子

文化书法境界在于怎样写写什么
——在余德泉诗联书法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岳川

    我们知道，古代要做一个文人很难，做君子更难。做个文人起码需要12项技能，而今天很多的书法家仅仅只有1-2项。第一层次的“琴棋书画”，第二层次的中层“诗词曲赋”，最高的就是“经史子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爬着什么山，就在一个迷宫里边，在一个低洼之处走了一辈子，从来没走出过村，他看不见山外有山。那么要做好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经史子集，当然其中彼此有一些交汇，但是总体上来说他就是在这种穿插的一种网状结构当中看山似山，看山不似山，看山又似山。

　　我很尊重余教授，他在三个方面做到了很多书法家所没有想到的工作。

　　第一，文字学。他在古汉语教学实践中对每个汉字是从甲骨文开始寻求本意，然后引申意，再然后看到当代的转意，他的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笔法和结构最后融汇成他的隶书的草写章草。如果说没有前面精深的文字学研究，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书法高度。正像我们四个馒头吃饱了，您就说我早知道就吃最后一个馒头，不可能，前面三个馒头非常关键，它是你的奠基。

　　第二，对联学。我曾经看到一个百岁老人写了一副对联，我说平仄虚实都不对，唯一对上的就是左右的字数。没想到余教授对对联学这么有研究，我有个建议，应该普及，应该在中国书协、北京书协、北大书法所专门给研究生给书法家们开一堂如何写对联，如何判断一副对联的正和误的课，免得人们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挂在墙上一看错误不是百出而是千出。

　　第三，诗词学，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退休以后开始写诗填词，诗和词在中国文学界有着非常高远的境界，要写好一首律诗，填好一些词，里面的学问大了，而很多人以为五绝，七律，凑够字数就是律诗了，非也。我想今后余教授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余热，让书法界提高文化提高学术。对他的书法评价我就留给更多的专家朋友。

　　书法其实挺难的，很多人胆儿太大了，一落笔白纸黑字，等你已经灰飞淹灭的时候那作品还在，如果是格律不周、用字不准，不管今天有多少人说他多么现代、多么时尚、多么流行，都没有用，最后会有这样的史学家来把历史收集起来，爬梳整理，评价千古，挺严峻的。古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不是说评一个什么奖，拿一点什么小钱就把这辈子交待了。从余先生书法当中可以看出他的学者研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浪漫结为一体。

　　刚才我得空问了问余先生，做古汉语其实在大学教学当中是最难的，学生们一上课头皮都发麻。刚才拿到这本书我翻了翻，余老的胆儿可真大，不仅用书法写出了论语章草，而且后面的注释大家可以看看，这就是学问家。我刚才问他的一个问题他没办法回答我，我说您了解全国教古汉语的教授有几个会写书法的，我估计不敢说是仅此一枚，起码是属于很少的几个人。您的意义更重要。

　　中国书法写为什么那么难，正是与时代的追新逐异、逐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相反，要回到经典。根本差异来自于东方和西方本质性的文化差别。西方最初可以看到人是原罪的，从伊甸园逃出来以后原罪被放逐，他一直处于一种不断的赎罪，不断的追逐，他不断翻新，标新立异，最终目的是回到上帝怀抱，人和上帝同归于一种和解状态。而中国人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他不是原罪，中华民族不断的有回归到上古三朝克己复礼螺旋式的一层一层回归，最后从小善人之初变成中善君子，变成大善圣人，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不同。很多人在做中国的艺术，却把中国的艺术变成了西方装置艺术、行为艺术、POP艺术，乃至于后现代艺术，完全是南辕北辙。他们由于在学理上没有搞通，徒费岁月，把一辈子全部浪费在迷途中了。今天中国的崛起，世界必得听中国的声音。我相信有一系列的像余教授这样的人才会发出真正的中国书法的声音。

　　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的一个变化，我把他分为七代。第一代是二十世纪初的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这一代学富五车，尤其蔡先生，还到德国去拿过学位，而且还在中国中进士，而且到殿上受皇上的殿试，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翻译了很多徳文资料。到了第二代是胡适、陈独秀这一代，这一代可以叫做“非”中国的古文化一代，对中国文化提出了疑古质疑。第三代又重新重建文化的钱钟书、启功先生这一代，四十年代，三十年代出生。第四代大概应该是余先生这一代了，这一代可以说是在建国以后上的大学，但他年龄还稍微小一些。这一代可以说是承续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一代学者的余续，能够获得一些真知灼见。我们刚才看到他的作品集，看到他的论语章草集，我能感觉到他们这代的文化还在。再往下第五代就叫工农兵和红卫兵时代，这一代秉承了文革之风，喜欢搞运动，喜欢引人注目，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张铁生、黄帅这一代。然后就是我们这第六代，文革以后上学的这一代，这一代我在一本书当中用了八个字来总结，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天没有好好读中国传统的东西，后天又没有出国留洋把西方的东西搞清楚。到了世纪末的这七代，我称为虚无主义的一代。我们可以说一百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书法，中国的学术，有一点像鲁迅说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新世纪我们要重振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不能仅仅成为口号，我认为一个民族仅仅沦为口号这个民族就很危险了，要有脚踏实地的真正的脊梁们来把口号下面的空间填充起来，变成一个大厦。

　　北大很小，小到只有一勺，他的名字叫“勺园”，小到很差，差到“一塔湖图”，只有一个塔，一个湖和一个图书馆，我们今天就在一塔湖图的图里面开这个会。但是北大又很大，你走遍世界哪个国家都知道有个北京大学，他的全世界排名最高能排到26名，但是这个学校却不太懂书法。将近有五万人师生的一个学校里面中国书协的会员仅仅只有十几个，理事只有两个，而大部分的教授不再写书法了，比起康梁蔡，比起胡陈钱，比起余先生，我想说，很沉重……我们尽管处境很艰难，或者是人微言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因为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

　　书法重形质，更要重气格，对书法应有一种“如对至尊”的感动，很多书法家把一些臭墨宿墨随便拿一个包装纸的外包装就开始捣腾，捣腾完了以后还把边上撕的碎碎的，随便装裱，他觉得可以创新。不，中国古人不这么做，今天我们的学者书法人不这么做，这背后与哲学境界有巨大差异。

　　北大书法所每年做一次展出，从2003年成立以来九年了，差不多做了八九次的展出，每一次都有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哪怕时间很匆忙，一个小时也要做。我参加过很多外面大型的展出，几乎很少有，有个别的是搁到下午。我想说这样一句话，其实北大书法和北大学术紧密相关，北大教授的书法肯定和一般的书法有一些区别。有一种书法叫“不学无术”，我认为这种人容易判断。第二种人不太好判断了，“不学有术”，他还挺能的，还能够忽悠得满天飞雪。第三种是“有学无术”，一大部分的老先生都是这样，他们不懂这个世界，但他们饱学知识。我认为新世纪应该呼唤“有学有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满的学术人，既要把自己的学问做出来还要把自己的学问传播出去，让这个世界有个文化标杆。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有了这个公就让那些私长不了，有了这个公就让那些假真不了。我认为余教授今天正在变成一个有学又有术，成为天下的一个标杆这么一种学问，这么一种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