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和曹宝麟兄在北大时的交往

右艺分子

忆和曹宝麟兄在北大时的交往

文：白谦慎

小记：今年五月为曹宝麟兄的六十岁华诞。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曾多次和宝麟兄一起吃饭，却不曾为其称觞。想来庆生一事于他于我都颇为淡漠。不过，在人的一生中，六十自是不同一般。《礼·曲礼》云：“六十曰耆”。虽说宝麟兄体魄强健，心态年轻，但大概再过五到十年，老曹（我的北大同班同学都这样称呼他）就要被称为曹老了。如今，祖国正逢盛世，宝麟兄的书学与书艺也闻名于书坛学林。于此际步入花甲之年，自应庆贺一番。特撰小文一篇追记二十多年前在北大与宝麟兄的交逰，以作遥贺。冀希宝麟兄读来尚觉“耳顺”。


    1978年9月28日，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焦虑的等待后，我收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录取通知书。由于那年刚刚恢复高考，一共招收了七七、七八级两届大学生。我们七八级被录取时，已过了正常的开学时间，我必须在一个星期内退上海户口，办油粮关系，然后赶赴北京。10月2日下午，我去向我的书法老师肖铁先生（常熟人）告别。肖先生告诉我，宝麟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是汉语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力先生。肖先生说我到北大后可以去找宝麟。肖先生还让我到北大后，去拜访他的表兄宗白华先生。
   
    肖先生说的宝麟，就是曹宝麟。肖先生退休前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作，宝麟是该院化工机械系的学生。因为都喜爱书法，宝麟和肖先生过从甚密。我以前到肖先生处请教书法时，先生向我提起过宝麟，说他写米字，但当时宝麟在安徽山区的广德县工作，不常回上海，所以我从未见过他。

    1978年10月7日，我抵达北京。五天后（10月12日星期日），报到的忙乱已经过去，我打听到了中文系研究生住的宿舍，便去拜访宝麟。那时，上大学的很少，读研究生的更是少之又少，就连我们这些考上了大学的新生，也觉得研究生很神秘，对他们很尊重。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宝麟时，称他曹老师。后来熟了，我就叫他宝麟。
    1978年的11月19日下午，宝麟和我带着肖先生的介绍信一起去拜访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先生是安徽人，母亲却是常熟人，宗先生和肖先生是表亲。有一年宗先生回常熟探访母亲的故乡，肖先生陪他，所以和他熟。那时，宝麟和我的自行车都还没有运到北京，我们是步行到宗先生住的朗润园的。去朗润园要经过美丽的未名湖，边走边谈很是愉快。宗先生在他的书房会见了我们。我还记得他的桌上放着一个佛像，墙上挂着一张傅青主的大条幅。正好文物出版社寄给宗先生的一批《兰亭论辨》刚到不久，书中有宗先生的文章，宗先生就送了宝麟和我一人一本。
    和宝麟逐渐熟悉了以后，我常到他的宿舍去找他聊天。他住在研究生宿舍29楼，我住在本科生宿舍37楼。从我就餐的食堂到我的宿舍，要经过29楼，所以，我常在午饭后去他那坐上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然后就离开，因为大家要睡午觉了。要是在晚饭后去拜访，就会坐的时间长一些，看他写字、刻图章。宝麟住在宿舍二楼东头向南的第二个房间（房号应是204），第一个房间里住着林庚先生的研究生钟元凯，裘锡圭先生的研究生盛冬龄等，我也因此认识他们和中文系其他一些研究生。我们本科生住的地方挤，六个人住一个小房间，宝麟偶尔也到我的宿舍来，所以我的同学也都认识他，他们都叫他老曹。宝麟还曾为我的一些同学写过字，有的同学的家中至今挂着宝麟当年写的字。我的班长刘庸安（现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近年还和宝麟通过信。
    我在北大虽是国际政治系的学生，但受宝麟的影响，开始买文史方面的书籍。我现在手边用的《说文解字》，就是宝麟在1979年1月20日代我买的。197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谢稚柳先生的《鉴余杂稿》，宝麟那时对书画的考订已有兴趣，买了一本，我也买了一本。那个时代的编辑，一般说来文化水准都比较高，排字工的工作态度也认真，所以出的书通常错字很少。但不知何故，谢老这本书中的错别字却多于当时出版的书籍，大概谢老本人忙，也没认真校对。宝麟先看完了这本书，用钢笔纠正了书中错误，又在我的那本上，一一标出了错别字。这本书至今在我的书架上，每次重新阅读，总能见到宝麟清俊的钢笔字。近十多年来，宝麟是中国书法界呼吁在书法作品中尽量减少和避免错别字最有力者之一。他多次在全国中青年展评选和其它场合，呼吁人们重视书法作品中的错别字问题。这固然和他出自汉语研究的职业敏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实际上是书法家如何加强文化修养的问题。从视觉的角度来说，写错个把字，当然不会给观赏带来太大的影响，除非这个错字把文意弄得全然不通。但全国各种展览中错别字普遍增多的现象，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家文化素质的普遍下降。古代名书家有时也写错字，但多属无意，和今天因文化素质低造成的错误不同。因此，呼吁重视错别字更深一层的含意在于，书法家应当加强文化修养。我们处在一个追求视觉效果的时代，在主持展览和参加展览的人中，不相信文化修养和书法有关系的人并不少，但反观近二十年来的书坛现状，那些成了名的书家，水准继续提高或没有下降的，多是那些学养比较好的。鉴余杂稿之一页

1978年底，宝麟的自行车和我的自行车先后托运到了北京。从此，我们就能够比较方便地走出校园，或到城里逛琉璃厂买书，或到美术馆看展览，或到北京的一些名胜去逰玩了。北大在北京的西郊，离圆明园和颐和园都很近。1979年6月8日是个晴天，宝麟和我一起骑车去圆明园（步行约四十五分钟）。那时的圆明园很荒凉，没有什么游人，不像今天已有围墙，成了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出入的“圆明园遗址公园”。那天，我们在废墟中盘桓，发怀古之幽情。在西洋楼废墟前，有许多残破的汉白玉。我们拣了一些，回家后我在上面用小楷写了些字，尚觉不错。一星期后，宝麟和我再次逰圆明园，这次同逰的还有宝麟同宿舍的小宋（忘其大名，也是王力先生的研究生）。那时，我有一个苏联造的旧照相机，我们在那里拍了照，又拣了一些小的碎汉白玉。宝麟逰圆明园后，作《圆明园怀古》十首绝句，我用小楷把这十首诗抄在从圆明园拾来的碎汉白玉上，以后这块汉白玉就一直放在宝麟宿舍的书桌上。曹宝麟先生《圆明圆怀古》诗稿


    我们入校那会，正是中国开始改革的时代。哲学界和文艺界都很活跃，有思想解放运动，其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影响最大。宝麟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的一些研究生，如曾镇南、钱理群、凌宇等，都十分活跃。文艺界此时也有一个解冻的过程，解冻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不少外国电影和戏剧开始解禁。那时，北京的机关和高校都在放映不少被称为“内部电影”的外国电影，有些经过译制，有些则没翻译过，由一些外语教师们在放映时当场翻译。虽说翻译常常十分粗糙，但一切都如此新鲜，也就不计较这些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享受准教师的待遇，这样的机会比较多，而宝麟每逢能得到两张票的时候，总是帮我留一张，所以那时我看了不少外国电影。离北大不算太远有个地方叫五道口，那里有著名的八大学院（航空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五道口有个剧场，北大的学生常到那里去看戏。1979年6月18日，话剧《伽利略》在那个剧场演出，宝麟和我一起去看了。在那时，上演《伽利略》，也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1979年的一天，宝麟和我一起骑车进城。傍晚在回北大的路上，他告诉我说，他近来研究古文字颇有心得，他在考释甲骨文方面有一些不同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我虽不研究文字学，但也知道郭沫若先生是这方面的权威。听说宝麟有了新见解，自然很是兴奋。回到北大后，我们在校园内的一个小饭馆要了点菜和啤酒，边喝酒，宝麟边在一张小纸上写写画画，解释给我听他的见解，我虽不完全懂，但仍很有兴趣地听着。宝麟说，下次去见王先生时，要向他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几天后，我去他的宿舍小坐，问他是否已向王先生报告自己的发现。他说，已见过王先生，但受到王先生的严厉批评：证据不足，无以立论。后来宝麟在他的论文集《抱瓮集》的序中提到了当年被王力先生批评一事：“我在北京大学从先师王力先生学的是古代汉语，专业方向为汉语史。负笈三载，体会最深的，莫过于了一师‘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治学精神，与乾嘉诸子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讳言有过被先师斥为‘穿凿’的沉痛的教训。”那天，宝麟还给我讲了王力先生提到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训诂的例子。以后，我读王先生的著作，也见到他推崇王氏父子的考订方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徐邦达先生关于《平复帖》的论战中，宝麟这样写道：“对《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认识——我早就亮出底牌——是基于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相同用例的八个例句，经过类比分析后逐渐形成的。……倘若徐先生意欲证明我的‘不科学’，自应采取以下两条途径：要么重新查阅一遍鄙人据以立论的两部巨著，冀希于我或许隐瞒着对己不利的使用‘寇乱’一词的例句，要么另行找出这两部书之外的使我不攻自破的证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此这般才有说服力。”这就是宝麟以后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经常引用王力先生所说的“例不十，法不立”的方法。
    宝麟有一方白文闲章，印文为“辛楣同乡”。（我忘了此印刻于何时，应在北大时）辛楣即钱大昕，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大家，嘉定人。宝麟也是嘉定人。以“辛楣同乡”为印，不仅是以这位大学问家为乡贤而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宝麟此时大概已立志继承乾嘉诸子的学术方法，在考据之学方面有所成就。宝麟后来以书法考鉴为治学方向，当是很早就有了思想上的萌芽。
    今天关心国内书坛的人们，对宝麟的书学著作和书法都比较熟悉，但大都并不熟悉他的画和印。宝麟少年时在上海从花鸟画家钱行健先生学画，是江寒汀先生的再传弟子。宝麟也刻印，他的伯父顾振乐先生是海上篆刻名家。文革中，宝麟是华东化工学院的逍遥派，那时他曾用描图纸摹汉印数百方，这些摹的印，他都带到了北大，曾借给我学习（因那时出的印谱还不多）。我上大学以前，也有些图章，多是我的老师金元章先生刻的。上大学后，我当上了国际政治系的“团体书法家”（潘良桢兄语），有时为同学写字，要用图章，我就请宝麟刻印，所以，我有好几方宝麟刻的印。1979年的一天，宝麟对我说，你可以学刻印，以后要用印章时，自己就可以刻了。他示范了一下怎样打印稿、用刀，我便自己去练习了。刻完了，便请他批评指教。就这样，慢慢地学会了刻印。那时候，我基本都是在王府井的北京工艺美术商店买石头，普通的石头都是几分钱或一角几分一块。我学会刻印后，国政系的同学老师，都来找我刻印，所以我就把它当作练习。


    追记当年在北大和书法相关的事，有两个人自然是要提到的，他们是赵宝煦教授和华人德兄。赵宝煦教授是北大国政系的系主任（亦即我所在系的系主任），早年师从中国政治学泰斗钱端升先生治政治学，但自少年时即喜爱文艺，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当学生时，任阳光美术社负责人，指导教师是闻一多先生。赵老师知道我喜欢书法后，很是鼓励。那时，北大还没有学生书法社，但有一个燕园书画会，主要的成员是教师和员工，但经过赵老师的介绍，宝麟和我都参加了燕园书画会的一些活动（当时的会长是李志敏教授，副会长是陈玉龙教授和罗荣渠教授）。华人德兄是图书馆系七八级的学生，和我住在一个楼（他住在37楼一楼，我住在四楼）。我们是在1979年夏天南下的火车上认识的（那时火车票不好买，学生放假回家，由学校的订票组统一订票。所以，有时某列火车上的一个车厢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同学。人德是无锡人，家眷在苏州，我的家在上海，所以都由京沪线返回南方）。认识了人德兄后，他也开始参加燕园书画会的一些活动。1980年冬，他发起成立北大学生书法社，被选为社长，我是副社长，这样接触就开始频繁起来了。
    赵宝煦老师是个很热心的人，对年轻人尤其如此。他是老北大，北大的文科教授大都认识。北大的教授中，不少有书画收藏的。1980年6月1日（星期日）下午，在赵老师的安排下，宝麟、人德和我去季羡林先生家看字画。我们还去拜访过其他喜爱书画和研究古文字的教授。因此，当1991年宝麟的《抱瓮集》由台北蕙风堂出版时，人德兄在序中写道：宝麟在北大时，“常约白谦慎君与我或聆教于诸名教授座前，或观赏金石拓片于图书馆中，或抵掌谈书艺于灯下，过夜半而不知倦。”这是对我们当时翰墨活动的概括。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艺术品一般是不买卖的。不过，我在北大当学生时，却有过一次卖印的经历。赵宝煦先生当时还兼北大亚非研究所所长，经他介绍，我们认识了该所的研究员卞立强教授。卞先生是日语翻译家，常去日本访问，也常在北大接待来自日本的学者。1980年5月，一位日本学者想找人刻四五方印，卞先生找到宝麟，宝麟就让我也刻了两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刻印赚钱。
   
    北大和北京都有很丰富的书法资源，为我们这些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和机会。那时北大没有博物馆，但图书馆中是有些书画收藏的，尤其是碑帖收藏，非常丰富，有相当一部分是柳风堂（张之洞）和艺风堂（缪荃孙）的旧藏。那时在图书馆管碑帖的孙兰风和馆长办公室的周持都是燕园书画会的，和我们熟。由于人德很早就开始研究碑学（他的第一篇书学论文就是《论墓志》），去图书馆观览碑帖收藏，都由他出面联系。我曾在馆藏中见到一个瓦当拓片的册页，瓦当文字极为优美，拓得很好，上面还有陆和九遒劲的小楷题跋，十分喜爱，就托人拍了照片，分赠给友人们。
  北大另一个重要的书法资源就是，常有外国文化团体（包括日本书法团体）来校参观，如日本书坛大师手岛右卿旗下的独立书人团，在组织成员访华时，常访问北大，这使我们有机会和来访的日本同道交流。在北大的日本访问学者中也有书法爱好者。而日本书法和书法研究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在和日本学者和书法家的交流中，我们也常能得到一些当时不易得到的资料。1979年，日本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萩野修二先生到北京访问，住在离北大不远的友谊宾馆，妻子想学书法，经人介绍找到宝麟。宝麟就开始教萩野夫人书法。萩野先生赠送给宝麟一本印得很好的《日本の书》。也就是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比较多地接触到日本书法家的优秀作品。当时，对西川宁、手岛右卿、金田心象、小坂奇石、熊谷恒子、大石隆子等的作品都十分喜欢，也开始了解到日本前卫书法。1981年，我开始关注国内的书法美学讨论，并撰写了我的第一篇书法论文《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发表于《书法研究》1982年第2期，投稿前，宝麟读过拙文，并提了意见），文中谈到了日本的现代书法，用的图版就是宝麟手中那本《日本の书》中比田井南谷的作品。我对日本书法、特别是现代书法的关注，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84年上半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教授孙宗光先生为我带来了日本书法家立石光司先生（手岛右卿先生的弟子）所赠日本《现代书事典》一书，是介绍日本现代书法主要流派的重要文献，我将此书借给当时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编辑郑丽芸，并建议她翻译成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现代书法。郑丽芸与人合作将此书译成中文后，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6年以《日本现代书法》为名出版。此是后话。
    北京那时已开始有不少书画展览。宝麟和我曾一起去看过北京书协的一些展览，当时的印象比较一般。倒是一些其它的展览对我们的启发较大。1981年5月17日是星期日，那天上午宝麟和我一起骑车进城，先到景山后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拜访陈梧桐先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明史专家，安溪人，我家的老乡），然后去拜访也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宿舍的刘国正先生（即诗人刘征，喜欢写魏碑），下午我们便一起去美术馆看日本现代书法绘画展。这类的展览在当时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按照学制，硕士研究生三年毕业。所以，宝麟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准备毕业论文，论文的题目是《诗骚联緜词辩议》。论文不长，我记得好像也就两万字左右。有一天午饭后，我到宝麟的宿舍里小坐，他说王力先生已经看过论文了，并给我看了评语。评语是用毛笔写在论文最后一页稿纸上的，不长，但评价很好。王先生还建议宝麟将论文修改后，投汉语研究最好的杂志发表。这对宝麟的学术生涯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但意味着，寒窗三年终于修成正果，他可以顺利毕业，回江东见父母妻儿了；它还意味着，此时他真正可以从被导师批评“穿凿”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因为他用自己的毕业论文证实了自己研究汉语史的学术能力。（在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历史系这些文科老系，教授们对研究生是很严格的，我们经常能听到不让学生论文通过的例子。）
    为什么我要专门提到宝麟的学术能力呢？因为宝麟的大学本科是化工机械，他是因为文学和王力先生结下师生缘的。宝麟中学时就喜爱文学，受他在上海五十四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的影响，少年时便喜欢作古诗词。高中后没有考文科，而是考工科，多少是受了当时风气的影响（那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对文科研究已经很不利）。但他对文艺的爱好却丝毫没有减弱。文革中分配到安徽山区，依然临帖、看古书、写旧体诗词。1977年，他向北大的王力教授投书，就王先生《诗词格律》一书中的一些问题向王先生请教。次年，高等教育制度恢复，宝麟成为王先生文革后招的第一届研究生。
    宝麟完成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后，面临着分配的问题。因为他是从安徽广德考到北京的，妻子和女儿还在安徽，按照那时的分配原则，他必须回安徽工作。他最初被分配到安庆师专，他没去。他告我那地方交通不便，非常闭塞，难有发展。所以就在学校里等待再次分配。后来是王力先生出面，帮他联系到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
    由于宝麟比别的同届研究生同学晚些离校，这倒反而使我们又多了些盘桓的日子。也正是在宝麟快离校时，全国学联、团中央、中国书法家协会开始筹办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由于研究生也可以参加，宝麟也通过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送了参赛作品。1981年10月底和11月初，我们开始准备作品。宝麟的作品是写在一张着墨效果很好的仿古宣上（宣纸好像是北大的一位朋友常燕生兄送的）。我的老师金元章先生曾教我用国画颜料打格子，我就用朱砂在仿古宣上打了朱丝栏。然后，宝麟用他那手地道的米字抄录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我写了两张小楷，一张是蝇头小楷抄录的欧阳修《醉翁亭记》，一张是小楷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作品11月下旬由人德和我送到北京市学联，再由北京市学联转送全国学联。
    1982年1月下旬，宝麟获一等奖的消息已开始在北京的书法界不胫而走，因为那件作品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我闻知后，立即给正在南方探亲的宝麟发了航空信，通知他得奖的消息。几天后，我又打电话到全国学联询问，当时的学联副主席袁纯青接的电话，他查了获奖名单后告我，我也得了一等奖。一两天后，宝麟回到北大办理离校手续，并取行李。当我告诉他我也得了一等奖时，他很高兴，用上海话说了句“难兄难弟同登榜”。二十多年了，这句话我依然记得。
    宝麟办完离校手续后就要离京了。1982年2月2日，他的同宿舍社同学郭建模（郭比宝麟低一级，是杨晦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生）为宝麟饯行，我作陪。饭菜是老郭自己用煤油炉烧的，还有一点白酒。因为知道今后不可能和宝麟常常见面了，所以，那天我在他那里一直聊到十二点多才离开。1982年2月19日，我在老郭那拿到宝麟离开北大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此时，他已在芜湖。
    五个月后，我也毕业了，留校在本系任教。宝麟毕业后，凡是到北京出差，总要到北大看他的老师王力先生，我们自然也要聚会。那时我们通信相当频繁。1984年下半年，宝麟开始为香港和国内的一些刊物撰写书法考订文章。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誊写三份，一份寄杂志，一份自留，一份寄我。所以，我在1986年出国留学以前，总是他的书法考订文章的第一个读者。那时，我除了读政治学的书外，对美学理论很沉迷，并不作什么考证。但对宝麟的文章，我总是认真地阅读。他的文章不但文笔好，还颇有情节，引人入胜，看他一步步地推理，犹如看侦探小说。十多年后（1990年），我到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学位，最先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和书法考证有关，一篇是考证八大山人为清初大儒阎若璩书写对联的，一篇是考证八大山人的“十有三月”花押的。后一篇文章颇得王方宇先生、黄苗子先生、谢稚柳先生等前辈的好评。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书画考证的兴趣，也多少是受了宝麟的影响。（当然，还有汪世清先生的影响。）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进北大前，宝麟是安徽省广德县农机场的技术员，我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的职员，文中提到的另一个朋友华人德是江苏省东台县工艺美术工厂的工人。离开北大后，宝麟到安徽师范大学的汉语研究所工作。人德去了苏州大学古籍部（先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因妻女在苏州，调苏州大学工作）。我则成了北大的教师。九十年代中期，宝麟调到暨南大学艺术中心教书法，书法终于由副业“转正”。1990年，我也离开了政治学界，到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5年开始了教艺术史（包括书法史）的生涯。人德兄虽说依然在苏州大学的古籍部工作，但他在该校美术学院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却都是书法史方向的。可以说，我们从不同的领域出发，最终殊途同归，来到了所喜爱的艺术领域。而二十多年前在北大的那段翰墨交往，似乎早已为我们人生的再次转折埋下了伏笔。
    此文是为庆贺宝麟的六十华诞而撰，总要说几句和祝贺有关的话。宝麟在学术论战中，不避权威，笔锋骁健，“持论岳岳不少阿”（阎若璩描述其与顾炎武辩论语）。在网上回答网友的问题时，也常直陈要害，不作虚词。但在和他交往的二十七年中，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即使是私下臧否人物，宝麟也从未有尖刻之词，足见其心宅宽厚，是位仁者。
       古训有云：仁者寿。
                                           2005年4月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