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之路/徐利明

右艺分子

我的艺术之路
徐 利 明


    我的外祖父、曾外祖父均为晚清秀才，以至我的舅父身为中医，却精通诗古文辞，爱好京剧，写得一手好字。我与舅父感情甚深，从小每逢暑假必去舅家度过，听他说古论今，看他作诗写字等等，潜移默化，养成了对古典文学、传统艺术的爱好。小学四年级时，我的毛笔习字获得全校第一名，在“六一”儿童节全校大会上领奖，可称得上是我学书生涯中最初的荣耀之事了。

    我在小学、中学都担任学生干部，主要负责美术宣传方面，打下了初步的绘画、设计基础。但真正说得上专业的绘画、书法基础训练是在中学毕业被挑选进入专业的美术设计单位工作以后。

    在我学习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先后有几位老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田原先生，他多才多艺，是自学成才的典范。田先生观察事物、捕捉特征极为敏锐，将其转化为艺术形象的概括能力、表现能力很强，并有着充沛的创作激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18岁以后，学习书画篆刻得到他许多的指导与激励。

    在我21岁以后，因田先生的举荐，得以常向启功先生请教。启先生诗文书画皆功力深厚，其书法教学思想又高出时辈许多。启先生不厌其烦，多次以长信分若干问题论述其书法见解，指导我学书。我曾将这些信给林散之先生看，林先生读了十分赞同。启先生关于“学古代高手，避时人习气”的思想，“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的见解，以及其关于学书问题的各种开放的观念、辩证的方法，不但使我在学书道路上受用无穷，还成为我今天从事书法教学所坚持的基本观念与方法。

    启先生对我的教导是多方面的。学书之外，我读了许多他有关古典诗文、书画鉴定等方面的论文。其思想深邃、观察细致、思维辩证、考论精辟、文笔轻松、语言朴实等，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思想、方法到撰述技巧、语言风格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我真正用心学写旧体诗，也是从1978年收到启先生托人捎来他刚出版的手迹本《诗文声律论稿》以后。我在一段时间里对此书反复阅读后动笔试作，一些不像样的诗作，曾得到启先生和林散之先生的指正。

    向启先生请教，只有通过书信往来和晋京面聆教诲，故在南京更多的是去林散之先生府上。

    林先生的书法真正称得上“各体皆臻上乘”。从他留下的一生各个时段的书作包括字课来看，他所涉猎与取法的范围，从书体来说，篆、隶、真、行、草无体不工。并且，真书包括南帖北碑，草书囊括了章草、今草，又包括了小草、大草、狂草。从风格流派来看，其书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各种善本佳迹，众多的名家名作，均曾用心研习。如其汉隶临本，流散在民间者甚多。所谓“当代草圣”，通过“最后冲剌”，得大名在草书，但绝非专攻草书可成。其书法艺术的审美涵量，在其学问、人生阅历之外，书法本体方面的积淀之丰厚，在古今书家中少有匹敌。我由林先生的学书历程得到启示，努力以最好的胃口，最饱满的进取热情，广泛取法各体佳迹与历代名家书，得到林先生的首肯。每当过了一段时间，我师法碑帖和创作的书趣追求无明显变化时，林先生便提醒我“应该变一变了”。每当我有一些新的思考、与前不同的取法迹象在习作中流露出来，林先生便予以肯定：“好!你变了。”

    我在向林先生学习书法的同时，又常向他讨教山水画。林先生对笔墨的钻研至深，体会也至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黄宾虹积墨法的认识。一次我带了几张自己画的山水给他看，他指着一件取法黄宾虹积墨法的作品说：“黄先生的积墨法，要一笔一笔加上去又能一笔一笔拆开来。”当时20余岁的我听了不甚理解，但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写生与师古体会的加深，愈益感受到这一番话的朴实而深刻。
在我本科二年级时，实习去苏州，林散之先生特驰书一封，举荐我去拜访沙曼翁先生。沙先生精于金石学、古文字学，擅长篆隶书与篆刻，他对用字的讲究可谓致精微。一次托我转交一幅篆书作品给一个单位用于刻石，过了两天，他为其中一个字写作“强”与写作“勥”的差异，特追一封信，寄上改写的字例，嘱加挖补。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沙先生师古功力极深，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其隶法汉简，篆从石鼓、秦诏，有随意天然之趣。由于散翁的举荐，沙先生对我尤其热诚相待。在苏期间，沙先生多次作书相赠，或为汉简体，或作金文，或效砖瓦文，令我大开眼界。临别前又治印一方为赠，边款“散翁介徐午贤友来访，刻此赠之。己未冬。”倾刻即成，趣在《石门颂》、《杨淮表记》之间，古意盎然，令人叫绝。又有一次当我面急就“尉天池章”，大约五分钟即成，气势博大，奇正相生，真是性情为之，才气横溢，可谓尽“写意”之极致!

    想起1980年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在沈阳举行，我的一幅效法汉简的隶书条幅参展。当时的参展作品中取法汉简者仅三四人而已。次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林散之先生以毛笔作小行楷，在我的入会申请表上书写了推荐意见，文曰：“力学甚勤，所报是实，同意入会”，并落款、钤印。现在想来真是宝贵，不知还存世否!

    我本科学的是工艺绘画专业，对工笔、写意、兼工带写诸画法，山水、人物、花鸟诸画科，皆曾用功学习，最终以工笔花鸟画毕业，学习书法篆刻，本为我的课外功夫。1982年本科毕业那年，考取为陈大羽先生的硕士生后，书法篆刻成了我的专业。

    陈先生书画篆刻并擅，重彩大写意花鸟画尤具创意和个性特色，可谓深入传统而善变，开一派新风。其书画篆刻皆大气磅礴，雄强朴茂，而其为人却谦和忍让，以善为本。陈先生逝世时，我撰挽联以悼之：“豪气雄风贯日月，谦和仁爱见肝心”，当可概括他为艺为人两方面的特点。陈先生在我等研究生刚入学时就谆谆教导“要走寂寞之道”，并以齐白石的艺术道路为范例，反对急功近利。这是我常引以为戒的。而在为人为艺上，他常写的“松柏气节，云水襟怀”，激发我开拓胸襟气度。陈先生的画风书风对我的书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在外形上，而是透入了我的书画的气息与意境之中。

    我在1985年硕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96年，我突发愿望——攻读博士学位。说干就干，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考取为林树中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方向1997级博士生。在口试时，林先生笑着问我：“你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上都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已经很有名气，为什么还要考博士呢?是为了补个文凭吧?”我认真地回答：“理由有二。一是为了完善我人生学历的三级阶梯，我已有学士、硕士学位，现在要攻取博士学位；二是要以攻读博士学位来进一步制约自己，更高地要求自己，刺激自己在学识、学养和学术研究能力上的进一步提高与发展。”

    博士生三年，我比较系统地研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美术史以及文化史、哲学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对史料文献的收集整理、阅读甄别等研究方法进行了学术思考与探究，而学位论文最终落实到书法史的课题上，撰写了10余万字的《“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

    随林先生三年，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位实实在在、全身心付与美术史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及为人处世的朴实与真诚。这一高尚品质使他成果累累，年近八十仍孜孜不倦于学术。为了调查流失海外的中国名画，他曾不惜将讲学所得报酬悉数投入，回国时乘飞机资料超重，毅然将衣物等行李丢弃。我参与了由林先生任总主编的《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的编撰工作，深深为其事迹所感动。

    在我的博士生学历中，还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即我的“书画鉴定”课程，林先生聘请了当时正暂住南京的徐邦达先生任教。为此，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常去宾馆徐先生寓室听讲。徐先生记忆惊人，某画在某地某人之手，如何几经周折，结果如何，画面情况的细微之处，他的看法如何等等，毫不含糊。对于某书画有何著录，在某页，拍摄制版情况、印刷效果与原作的差异，一一陈述，十分明晰。九十老人如此，不能不令人惊异。作为课程要求，我写了一篇关于八大山人一件画作的真伪问题的论文，徐先生读后在论文标题页上打了95分的成绩，认真地写下了“我同意利明同志肯定此画款字必非真迹。此外，因影印不甚清楚，难以断定之。”一段评语，并落款、钤印，令人难忘。

    说起我的艺术之路，实即是我向诸位老师讨教、学习，并在艺术、学术、教学的实践中加以消化吸收，化为己有的过程。我今日之成绩，乃老师昔日教诲之功也。师恩不可忘!这是我最深切的体会。

转自：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网（原载大型月刊《中国书画》2004年第8期）

林畅野

都是名家 来往的都是名家 自然就是名家了

雨从青野上山来

勤为本，望灯塔，山林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