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宝麟自述

陈景文

晏庐自述
    记得20年前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教《语言学概论》的叶斐声教授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婴儿的诞生，就像一辆加满了油的汽车。”或许是转述西哲观点，说明人类有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其实《礼记·祭义》早就说过“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应已觉察到承继的相似之处。所以不能绳武先人德业，即被斥为“不肖”。现代生物学关于DNA的研究，使人类对揭示自身奥秘迈进了一大步：细胞核中遗传密码贮存的信息，决定了人的寿数、体貌、性情、能力等等，那真有些“宿命”的意味了。孔子云：  “五十而知天命。”而我却年近“耳顺”。古人寿命不永，年届半百即日忧桑榆，而经历的事情又太多无奈，才会悟出冥冥之中原来隐藏着不可抗拒的天命吧。现在人寿已大大延长，连书法中青展都宽假至六十，我这年龄充其量只能折算为“四十而不惑”。不惑也就是不复为外物所左右，应能客观地关照盘点自己了。到这时候“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大概方不致自欺欺人。
     我也许命中注定一辈子都要与文墨打交道。我排行第二，幼时的我即与兄弟性情大异。所谓儿戏如呼灯灌穴、结朋追游乃至抖空竹、打陀螺等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5岁入学读书，记性不错，默生字总是全班第一。旧时烟盒中附送纸牌，小孩拿去玩便糟蹋了，而我却留意所绘人物故事，什么“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之类的古训至今仍记忆犹新。不多的压岁钱，兄弟都换了炮仗放，而我竟挑回一些画片，白石的虾和悲鸿的马即是我自学的初步内容。我最乐意到一个颇多古董陈设的亲戚家串门，他属马，请马晋画过一匹棕色大马，我每去都会驻足端详，颇诧异于马的前右足内侧何以有一块圆形瘢疤，后看到真马，才知凡
马皆具，画家原是写生所得。朵云轩是假日必至之所，留连半天，欲去依依。高中时喜文科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语文书中最饶有兴味的是古文。高三任课老师薛椿荫先生，曾用地道的魏碑书写了不少易误字贴在课堂里，又组织课外古文兴趣小组，正合我意，当即报名。他发给我们的读物有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和自己用文言写的日记。彼时语文教师的功力绝非今日可比。古文那种简远隽永的情调沁人肝脾，使人陶醉。我游城隍庙豫园，归后也模仿写了篇满纸之乎者也的游记，居然博得老师的青睐和同学的传抄。我的作文总能得满分，也经常蒙薛老师当堂朗读点评。在家里一头扎进书房，不到吃饭频催不肯挪窝，父母每笑言，此儿若在前清，必能考中进士。高中毕业考取工科，独向薛老师府上辞行，他为我题词，慰勉有加。我看到他家墙上有四条屏，当我向他表示难知其妙时，他告诉我作者是清代最杰出的书家何绍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不觉便记住了……此老料应早以作古，我怀念他是因拜赐他的熏陶，并使我的心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
     我曾经刻过一方印章，文字为“魏武之后”，刻成便觉有些浅妄可笑，迄未钤用。但我深信，在我的灵魂深处或云遗传密码中正有一条悠远的文脉，它时时感召着我，使我面对文字和艺术时不能自已，他预示着我的发展前景。
     人生的乐趣，莫过于求知欲的得到满足。我的兴趣广泛，几乎涉及到文史地动植等一切领域，但考大学的择业误会与之发生抵牾，使我只有通过自学才能继续深造。幸好“文革”阻断学业，才使日后的回归出现转机。因我属半吊子工科毕业，分配到工厂跟班劳动。工余别人娱乐消遣，而我却沉浸在当时能找到的书籍中。随
后所谓“封、资、修”的孑遣也不能保有，只能啃辞典。这些由事实证明决非枉抛心力。我愈益信奉自学不失为一种进退裕如的学习方式，它锻炼了我的耐劳力，更扶持了我的自信心，甘苦备尝，冷暖自知。后来“他好俱忘’，固守的阵地只剩下考据和书法，并将终身以之。
     考据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调整学术方向才开始着手的事业。考证碑帖，当然与我早就喜爱的书法互为表里。起步晚而先谈，无非便于说明问题。不可否认，三年师从王力先生的生涯砥砺了我科学的求实精神和慎独的学术品格，但思接千载而又游刃有余，则全倚仗由广泛涉猎积累的各类有用知识。我读书从来细致，几不疏漏，博闻强记和审思缜析，是考据的必备素质。我自许有佞古之癖，时时扮演细作，以勘破千年迷案，还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这是一块蕴藏丰富的冻土带，我有时会庆幸似乎是老天特地留待我去垦殖并获得丰收的。尽管学问做得很累，使我永远难以企及著作等身，但我坚信，锲而不舍的精魂终将受到后人的祭祀。   从自觉算起，我临池已有40年。同样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学风。学书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笔法，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元素，因为字法和章法等一切皆从此生发。笔法传授，古来视为秘笈，既有垄断的自私在，也有阻吓他人探索之意。但只要有轨迹可循，终存
解读之契机。我所取法的米芾，笔法的丰富性可谓无以复加。故此若无用志不分的专谨是难以摘取龙颔之珠的。我深知后须与之离，必先与之合，所以不能不在亦步亦趋的临摹上下足苦功。从初学的第一刻起，我就用如对至尊的恭敬去临习，在缓慢的速度中仔细剖析点画的形态并刻意摹拟它。正是凭着这死工夫和笨方法，才最终将他用笔的奥妙了然于心；这做法也许自以为聪明者不屑为，但龟兔赛跑的胜利终究不照顾见异思迁或急功近利者吧。踏实之不吾欺，这浅显的道理，在今日浮躁的时风下，仍不无强调的意义。
     最近有朋友撰文论述当代创作格局时抬举我为“经典技法派”和“承续型”书家。现借此表明一下我自己的态度。 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学者往往理性多于感性，这也就决定我不属于那种以张扬个性为己任的表现型书家。 刘熙载说：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其才学，也就是功性的问题。才是先天的，学是后天的，有性无功或者有功无性，笔端总会表露无遗。这较易理解。“如其志”的志，倘若同于“诗言志”的志(感情)，似乎也不必赘述；如果是“盍各言尔志”的志(志向)，则应作些诠释。因为志向体现为一个人的追求，是十分隐蔽化的。但内心为自己设计的东西既要依托外在形式豁露出来，当然就不必掩也是不可掩的了。 每个人的生命节律受之于天，而运笔的速度最能印证生命的律动。我本不甚辩给，而长久默默钻研，更养成了沉静的恬淡的性格。我之作书每优游而不迫，看客误以为从容镇定，其实乃性情使然。我虽未至“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但还算勤耕砚田。铺纸执管，也不存几多创作的动机，只是挑些有味的诗词续续写去以显示真我，这也许即是禅家所谓的“平常心”吧。有时为了检验临纸应变的能力，偏择一些生疏的词句。我并不刻意新变，一任自然。由于技法稳定，大部分作品不好也不坏；偶然五合交臻，心手双畅，或许也有几件值得保留。
     我深知创变的重要，但欲变而不知变或故作而违规律，还不如委顺随化，与时推移。因为变迁是宇宙定理，想不变也不行。缓慢的变犹如坐地而不觉，揽镜而不知，而十年的比照便凸现差异的巨大。有时对比旧作，深慰尚有寸进，那么自可不必只争朝夕，好像非变得面目特异不足以独立书坛而惶惶不可终日似的了。
     我所认定的追求是借助适意的书写，再现一种古典的情调和一派精致的逸韵，从而实现修身养性的功效。这无疑有些士大夫习气，与当今鼓吹创新、大倡流行的时髦格格不入。但我想，与其新且粗劣，何如保持旧的精美，关键还是以质量决定高下。另外，古旧有时更有理直气壮的存在权利和不可复得的参照价值。君不见山
西平遥的城墙，若非当年县太爷的固执，岂有今日旅游的火爆?它能块然独存并傲然登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谁不感铭那位有远见卓识的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