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美书法人物）评祁小春——人、文/任平
初知祁小春，是在一封来得有点突兀的电子邮件上。还是2004年的夏天，我看到一位并不相识的人给我发来了邮件：“我是祁小春，在日本...其人
初知祁小春，是在一封来得有点突兀的电子邮件上。还是2004年的夏天，我看到一位并不相识的人给我发来了邮件：“我是祁小春，在日本...”接下去用非常传统的文人口吻，谦虚而又明确地询问我写的《官奴辨》发表在何处？能否提供复印本？由于我手头没有那本杂志，所以只能告诉他大约在哪一期的《书法研究》，之后他又来过几封邮件，告诉我查找的情况。当时的印象，这位小春先生做事十分执着，对资料的搜求不遗余力。后来从中央美院刘涛和艺术研究院王玉池先生那里，知道小春在王羲之研究方面已成绩斐然。由于共同的研究兴趣，我开始和小春有了进一步的通信联系。
但真正有机会和小春谋面，是2005年秋在临沂的第三届国际王羲之学术研讨会上。已有的学术交往使得一见面就好像是老熟人，又发现彼此性情相投，便更加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小春是那种既很尊重传统礼节，细心体悟别人想法，又十分豪爽、性格开朗的人，我想，这一定与他出身军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关。我见过不少北京部队“大院”出来的人，直率和豪爽是大多数人的特点。小春就读于人大，毕业后就职于人大古籍所，浸染于旧学，求教于前贤，曾整理古籍碑帖，参编善本书目，尤以钻研版本之学而有专长。“天下第一好事是读书”，我相信小春的儒雅来自于他的学而不倦，对传统文化的多方面的接受。真正做学问的人是不隐匿好恶的，小春就是这样的地道文人，他反对某些浮夸文风，敢于直陈己见；平时可以说笑无拘，但在学术上，他的原则性很强。会上他发表了关于王羲之《兰亭序》中“揽”字的考证，他并没有因为国内多数学者对《兰亭序》作者看法已基本一致而附势，而是用自己的扎实研究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他认为，“揽”的用法不符合当时的避讳，恰恰暴露了作伪的痕迹。文章对于历史文献的旁征博引是很见功力的。这又使我对小春的治学特点有了新的印象。
2006年7月，我有一次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小春闻讯即给了我“热烈欢迎，尽力陪游”的信息。广岛的会议结束后，我与南京师大的王继安教授就奔赴大阪，小春早就在新干线大阪车站迎接，他和继安原本不相识，但三言两语就扯起目前书法网上的论战。说笑间，到了京都。京都的鸭川两岸，传统的酒店遍布，穿和服的美女穿梭而行。榻榻米就铺在江边，一边饮酒一边可以观赏灯光夜色，十分惬意。三百年前的文人和武士，大约也是这般享受。小春的酒量胜于我和继安，但三人最后都近乎“放浪形骸”。看来日本清酒的后劲还是不可小觑的。晚上就被请到小春的家里，就寝前，他家的两只美丽无比的大猫，在榻榻米周围“巡视”了三圈。小春告诉我，他和他的太太暂时不想要孩子，这两只猫便视若子女。楼上是书房，小春除了阅读著述，还每天临池。我惊讶于他一手娴熟的小篆，而更喜欢那不事张扬的、恬淡雅致的行书。后来知道，小春早年即喜挥毫，出国前在北京还有过个人作品展览。第二天在小春的带领下，我们完成了安排紧凑、内容丰富的“日本传统文化之旅”，地点主要在奈良。我们参观了唐招提寺，看到据说是欧阳询书写的牌匾。在东大寺有所谓“写经室”，经小春一番交涉，管理者闻说来了“中国书法家”，便破例请我们入内参观。只见数十人（多数为女性）正埋头抄写佛经，一丝不苟，十分虔诚。小春介绍说，能来此抄经，很不容易，这些人视之为修炼和养性的最佳方式。想到前几天在广岛看见女大学生的书法表演，也全然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释放。小春在这样的环境中体悟中日书法的异同，必然有不同于吾辈的感触和思维。
祁小春在日本随中村乔教授攻读文化史，又受教于书法史学家杉村邦彦教授，也曾求教著名学者白川静、中田勇次郎。这几位先生治学严谨，在日本都是出了名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小春将研究中对资料的“竭泽而渔”，提高到学术规范的高度来认识，他曾说，讲究学术规范是研究中的硬道理，如果以“资料有限”、“自己孤陋寡闻”为借口，在资料有问题的情况下作研究，还不如不做。他很欣赏王国维和内藤湖南（日本汉学家）“坐拥书城”的那种感觉和状态。但是小春在这方面又是头脑清醒的，他看到日本有些学者其实已经成了“资料狂”，以炫耀资料为能事而在论文中已没有自己的观点，这与学术的创新要求是背离的。小春身居日本学术环境，但他又有在国内学习研修得到的“底气”，所以他在学术上不会盲目跟风。日本学者有其长处，小春亲聆受教必然体会更深；但中国乾嘉学派重考据、重发明的传统实为治学的“正本”，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学家只能算支流了。小春深知此理，所以他在王羲之研究中，方法上能兼容并蓄，既努力做到资料搜集的完整性，又花大力气对资料进行考订，发明乃“水到渠成”，新说必言之有据。他不像有的学者，喜欢“建构”理论，甚至创立“学派”，而其实只不过发一通缺乏根据的言论而已；他在《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这部学术分量很重的大著作中，谦逊地表示，我的有些说法能够得到学界的注意，作为一说，也就很满意了。他在序言中很少提到他在书中的几点发明，其实，以笔者看，这些发明虽还够不上“建构”理论框架，但涉及书法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意义深远。他似乎更“满意”于对资料的开掘和对以往研究的辨正、梳理，对能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较完整的文献信息而感到欣慰。这，就是作为学者的祁小春。
其文
祁小春要撰写一部系统研究王羲之的著作，是早就听说了的。最近《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下简称《迈世之风》）问世，小春从广州打电话来，约我写个书评；随即，台湾石头出版社又寄来了这本像城墙砖一般的书。我当然是义不容辞、欣然答应了。但真动起笔来，又感到不像一般的书评那么好写。我虽然也忝列王羲之研究学者，但面对小春此书涉及学科之广、资料之全面，亦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王羲之乃“书圣”，凡触动圣人，不是因圣人的光环而被“照亮”，便是因圣人的高深而愈显低微。但学者若以功利毁誉计算，便再也做不成真学问。《迈世之风》的研究对象是书圣，但又不为千百年来“造圣”的种种传说、故事所误导，作者采取了广泛搜求文献、审慎处理文献、理智利用文献的科学态度，从而得出了不少新颖独特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
关于王羲之研究的文献资料，一般可以看作两类：一类是王羲之的个人书简文字即传世的尺牍法帖，另一类是传为王羲之的书学论著、有关王羲之的史料和研究论著，也包括一些历代流传的逸事轶闻。由于几篇流传的书学论文非出自王羲之之手已经多数学者基本确定，而有关传闻逸事的真实程度也无法验证，所以主要的研究资料便被锁定在传世的尺牍法帖上，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是重要的参考。小春曾以十年之力，写成《王羲之论考》（日本：东方出版，2001年），《迈世之风》则在该书的基础上更深入、细致和全面地进行探究，并对王羲之研究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展，“充分留意历史上各种因素可能对王羲之其人物、思想、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就“书中涉及到的一些尚有争议的问题”，“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尽己所知介绍了学术界有关研究进展，尚待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与课题，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等等”（1），这样就对文献搜求的广泛和作者文献学的功力，有了更高的要求。
诚如作者所说：“基础资料的 研究在王羲之研究中所占比重甚大，换言之，有关王羲之基础史料的研究构成为王羲之研究的一大特色。”“由于存在大量辨析真伪的问题，这种基础研究工作的难度非常大。”书中对“文献的文本研究”与“书迹的研究”加以理性的区分。比如，现今王羲之真迹已无存世，所见只有下真迹一等或二、三等的复制品，那么这些复制品的价值如何？作者认为应该因研究角度不同而各异。对传世书迹的分类，可以有“文真字真、文真字似、文真字假、文字皆假”四类，在王羲之书迹中，第一类可以排除，第二类对研究书法字迹是最有价值的，但从研究文献文本的角度看，则第二、第三类都有价值。这是很有见地的。王羲之书迹存世的除了临本、摹本，就只有一部分内容可信、书法不类的作品了，无疑，对于考究王羲之生平、思想，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至于传为王羲之的书论，虽难以定为出于羲之之手，但亦大抵反映了羲之的书学思想，不宜一概弃置不用。《迈世之风》对此也作了辩论。总之，当今王羲之研究的著作，林林总总，但要说基础资料搜罗之广，辨析之精，当推祁氏《迈世之风》。
王羲之研究历经千年，几成“旧学”，惜新时期书法复兴以来，虽有少数创见之论说，但多数仍不免老生常谈，更不用说系统的、多维度的考论。然而《迈世之风》却针对王羲之研究多年留存下来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探究，由于论证严谨，推理缜密，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欣赏到小春先生对于历代文献典籍，有系统地掌握、归纳与爬梳剔抉的风格”，跟随作者的思路“一步步接近真实的王羲之”（2）。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原来考据竟然这么有趣！
《迈世之风》分上、下编，上编四章，为“资料研究”，主要针对尺牍和兰亭序进行了材料上的条分缕析；下编三章，为“人物研究”，包括对王羲之家世生涯的研究，与道教关系的研究，以及用“傲、简、悲、媚”四字对王羲之及王书作了风貌的描画。在第四、五章里各附了“个案研究”：《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 避讳；官奴考——王羲之晚年生活中诸问题综考。由于后一个“个案研究”与本文开头提到的“相识缘起”相关，所以我有兴趣略作评介。这篇“研究”有十节，显然祁小春以“官奴说”的讨论为基本内容，而引发了关于《十七帖》以及诸多王羲之生涯事迹问题的探究。当然，“官奴说”是王羲之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疑案”，对之讨论本身可以弄清王氏家庭关系和称谓的一些问题，同时又关涉如何看待《十七帖》、《宣和书谱》等文献史料的问题，如何运用证伪、比勘、推理等研究方法的问题，所以，其意义可谓是立体的、多指向的。“官奴” 为王献之小名的说法，流传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本淳《“官奴”非王献之小字》发表，公然发疑；后来笔者发表了《“官奴”辩》，虞万里发表了《“官奴”考辩》，先后指出周文之误。周文认为“官奴”是王羲之女儿的断论，是来源于宋人对刘禹锡诗《酬家鸡之赠》的一则注，注文有“官奴，羲之女”。问题是，周文不但在考论时犯了“孤证”之忌，而这条证据又恰恰是错的，至于为什么酿成此错，任文、虞文均有辨析，小春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能读到《书记》（按，指唐张彦远《右军书记》）著录诸帖的所有内容，就不会出此谬误。因为从这些关联帖文来看，很容易判明官奴乃羲之子，小女玉润乃官奴之女、羲之之孙女。”小春在“官奴不可能是王羲之的女儿，而应是王羲之七子中一人”这一点上是与笔者看法一致的，但对笔者引张怀瓘《书断》作出的一个推论并未同意。《书断》提到羲之曾经书《乐毅论》给童年的献之，而褚遂良《右军书目》记有《乐毅论》书赐官奴。这就很自然地将献之与官奴联系在一起了。小春则提出：“不能排除以下的可能性：王羲之既然能为末子王献之书写《乐毅论》，当然也有可能为其他的六子中的某一子或二子乃至所有儿子写《乐毅论》，而《褚目》著录的或许就是其中之一部也未可知。这就是官奴说问题的迷雾所在。”思致如此细密，真不得不佩服！但问题何尚不是如此？历史文献考证就是不应该放过任何疑点。小春对《十七帖》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比勘分析，得出的一个关键性结论是：“王羲之在世时王献之并未结婚”，因此王羲之帖中“小女玉润”不可能是献之的女儿；但“官奴确为王羲之子，他也确实有一个名叫玉润的小女儿”，这只能归结为“官奴不是王献之，但应是王羲之其他六子中之某一人”。虽然由于资料的问题不能够指明“官奴”究竟是指哪个儿子，但这个说法至少堵住了目前所有能够看得到的漏洞。对《十七帖》等的爬梳抉剔而得到的收获还不仅仅在得出了这个结论，小春进一步指出，王羲之晚年有三件大事萦怀在心：痛丧早夭的二孙女，强烈的游蜀愿望，献之婚姻。而这几件事的相互关联，又可以“引出更深层的思考，因为这涉及到王羲之人生观等大问题”。这些提法以前都很少有人论及，而在“与道教的关系”和“散论”两章里，小春以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对王羲之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剖析。仅此一项“个案研究”，就可以看到小春系统把握文献资料的能力，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的眼力，谨慎细致的治学态度和思绪联翩的学术才华。面对《迈世之风》，我们不是在阅读一本情节曲折刻画生动的小说，但是引人入胜的考证和对问题层层剥茧式的探究同样带来阅读的乐趣。
犹如“举贤不避亲”，作为小春的同道、友好，“揭短”也无忌。《迈世之风》对王羲之书札作了系统的研究，对一些书札中的语词也作了比勘和阐释，但“意犹未尽”。书札中的“习语”既是文人书面用语，有些也具有口语性质。如果运用更丰富的六朝文献的语料来作比较，不仅用文献学而且用语言学的方法对“习语”做一项全面的研究，或许能更确切地阐明它们的意思，这将更有利于正确解读王羲之，同时也有助于文献考察。这样的意见有点主观，或许只是缘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迈世之风》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十分“立得住”的高水平学术著作。阅读好的学术书是一种享受，而且常常生出一种“学而不厌”的愿望。
（1）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湾石头出版，2007年8月，作者“自序”
（2）同上书，执行编辑洪蕊“关于本书”
其他引文除说明外均出自《迈世之风》正文
2007年11月，任平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祁小春先生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书法学者，主要是他的注重材料的研究方法和谨慎下结论或不轻易下结论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学习的。不像有的学者那样，虽下笔数万言，观点一大堆，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此，这里转发几篇对祁小春先生的大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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