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可医否？
文：潘良桢 来源：书法江湖十多年前了，在上海朵云轩遇到赵冷月先生，他手持一小册刚买的蒲华书画集，对我说：“蒲华的字其实勿输于吴昌硕的”。可见赵先生对他那位秀水乡前贤的书法是心仪的。我也欣赏蒲华书，但明白他比缶翁“无法”，更难仿学追踪。我手头也有一册《蒲华书画集》，“人美”版的，时时翻看。对于蒲华书法，画集编者在代前言的《晚清杰出画家蒲作英》一文中，除了指出其突破“馆阁”樊篱，有所继承，努力创新，“楷书端庄厚重，草书圆劲流便”之外，又揭示受颜真卿影响较大。蒲氏书作，所见以草书、行草为多，反复观摩，我倒是更觉得其笔致字势之中，深深地印有黄山谷的影子。当然，黄也是钦慕并学习颜书的。
黄山谷有一句名言——“唯俗不可医”。我曾见好几位印家取之为印文来创作。山谷此言出于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榎》，原文是这样说的：
“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但是，蒲华却有二印作为附录收入那个集子，别人所治，蒲所常用，印文都是“俗可医”。一再请人以此刻印钤于书画，则绝非偶然。那么在俗可不可医的问题上，蒲作英的态度岂不是与黄山谷正相对立了吗？
黄山谷被奉为江西诗派不祧之祖，其诗好“用事”，富赡奥博，翻新出奇，诚如金人王若虚所言，“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腐朽以为新”。黄诗多用典，在不学的人读来常以不可解而生恨，但一旦明白了所用典故，疑团释然，常令人拍案叫绝！用典富赡，非博极群书不办，山谷确是“搜猎奇书，穿穴异闻”而得此。黄山谷于文学于书法，非凡成就皆自努力苦学来，所以他是相信“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的。因此他主张读书力学，以陶冶人格，“临大节而不可夺”，绝然摆脱尘俗之气。脱俗而入雅甚不易易，非长期历练苦学不能见效，故极言之而谓“俗便不可医”。
于是，山谷论艺，首重不落俗套脱尽俗气。其评嵇康诗为“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评东坡词“笔下无一点尘俗气”，评燕肃画竹“超然免于流俗”，评二王书“脱然都无风尘气”，见杨少师书如散僧入圣，慨然叹曰“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此二句正为“唯俗不可医”的注脚。其主“俗不可医”，正在警告世人当读书力学以提高远避尘俗恶浊之气的免疫力。山谷本人也确实依此力行，可作此类之典型，同列“苏门四学士”的晁补之慨然评道：“鲁直于怡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
蒲华主张“俗可医”，看似与山谷相反，而究其实，两者却是一致的。
蒲华曾作二十四开一册竹石册页，其画之题句如“潇洒出尘”、“仙籁”、“虚心友石”、“平生水竹有深缘”、“不可一日无此君”、“纸窗竹屋，时于此中得少佳趣”、“我亦有亭深谷里，也思归去听秋声”等，或借成句，或出自撰，在在见其脱俗襟抱。其他题画之句，如“一兰一竹一石，有香有骨有节”、“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唯有竹相娱”，也托物寄志，力表脱俗出尘之思。而其一而再，再而三见用的题画句“高士有洁癖，美人无冶容”，则更是直抒胸臆了。
那么，“俗可医”，怎么医呢？近朱赤而近墨黑，远离庸俗自是紧要，然而人生尘世谁能完全脱离所处环境？未能免俗，则可借多读书多亲近清雅文艺以却之，或即为医俗之方。见蒲华为人题匾，一曰“市隐”，一曰“涵养草庐”；书联曰“立志栽培心上地，闲居涵养性中天”，“家有藏书三万轴，人当阅世八千春”，“外无长物，内有残书”，“图书拥千卷，花月满一庭”。其题《乐者山居书画印》有曰：“阴阳醖釀太和春，肥瘦锋铓辟俗尘”。跋张旭《率意帖》曰：“观摩者须作举头天外之想，扑去俗尘三千”。在那个竹石册页的起首处，蒲华题了一首七绝：
“胸襟潇洒墨花飞，漠漠风清与露霏。
消得尘氛医得俗，从知吾道入精微。”
二十八字把“俗可医”说透了。而其题仇文山《瑶台春眺图》诗有云：“金丹一换无凡骨，玉宇琼楼不解寒”，一望可知其句其意皆出于山谷。然则山谷“俗不可医”之说蒲华是充分注意到了并且是完全首肯的，其有意从反面提出“俗可医”，正是欲以金针度人，实与黄山谷殊途而同归，其旨一也。
“俗不可医”与“俗可医”的貌似对立实则一致，令人想到战国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恶”，历来争议，孰是孰非难有定论，其实二者也是殊途同归的。
孟子主“性善”，以为凡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称为“四端”，即四善之萌芽，只要好生爱护扶持，“扩而充之”，便为仁、义、礼、智“四德”。
荀子主“性恶”，以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为“人为”，乃与自然对立而非与真实对立者。“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大师，但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看似截然对立，与黄庭坚、蒲华在俗可不可医问题上的对立颇相仿佛。但是孟子并不以为人性本善而天下无事，人性固有善端，但尚有待各人努力开发。他认为要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考验和锻炼，而关键在个人的主观进取，“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他把这修养历练功夫叫做善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荀子主性恶而并不以为天下人皆不可救，他的对策是“劝学”，因此而写下了历史上最有名的《劝学》篇，后人亦有以《劝学》为题者而终无以过之，其略谓：“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如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所以“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他强调的是周遭外在的影响教化。孟、荀二子，着眼点和侧重面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求进取，重教化可使人善，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尽管截然相反，所得结论却惊人地一致，孟子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称“途之人可以为舜”！
另外，还有人在孟、荀之外主张“善恶浑”，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就看你如何修养，是抑恶扬善还是抑善扬恶。要之，皆重在后天的学习，看到了人的可塑性。惟如此，世事方有可为。
正如在非常年月善恶会被颠倒一样，雅俗也会不正常地倒置于世，而且两者往往同时发生，共演悲剧。恩格斯说：
“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若不健忘，我们应该记得我们在过去未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摧残文明焚琴煮鹤的荒谬年代。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一段摘自《博览群书》所刊黄波文章的内容，使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反常的氛围——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粗鄙才能得到环境和人群的认同，只有粗鄙才能避免被另眼看待，才算回到了大家庭，只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粗鄙化才能卑微地生存，那么即使是浑身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流才子，他不去主动地顺应，或被动地适应，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那时，“我是大老粗”曾经是颇为自豪的逢人便说的开场白，即使发言于万人大会也常见以此作“发语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非常年代竟黑白颠倒如此！
“文革”恶梦，十年一觉，犹记当年“拨乱反正”，猛省近代史留给中国人的深刻教训，原来，“落后是要挨打的”！痛定思痛，因而响亮地喊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口号。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可谓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实现多少代人“国富民强”的理想。现在，或先或后，国人正在逐步“富起来”。好几年前，已有人担忧“鼓了钱袋，空了脑袋”。是的，如果人在富足之后，若如白居易在《悲哉行》中所说“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那确乎是要让人叹“悲哉”的。不过，早有伟人指出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我们的先人也早已明白物质财富的富足可以成为精神的高雅和富足的基础，知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当今衣食住行诸物质消费水平连连升级，不厌其精美豪华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也应该摆脱粗鄙、平庸、流俗的低品味，而有更多的人成为高雅文化艺术的知音，出现曲高和众的文化盛世。曾经备受无端批判而成恶谥的“精神贵族”，应该彻底洗刷被枉加的恶名而广受尊崇。
生产者与消费者从来是互动的，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亦复如此。庸俗低劣的趣味是恶俗作品产生的温床，而恶俗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和培养着趣味庸俗识见低劣的观众。相反，趣味高雅识见不凡的观众，就像眼睛之容不得砂子一样地近乎本能地排斥恶俗作品，而这样的观众群正是在高雅精美艺术的熏陶之下形成的。无疑，前者是恶性循环，后者则是良性循环。书画家创作的高品位将提升大众的观赏品位，而大众观赏品位的提升，也将使粗鄙、平庸、恶浊而多所尘俗之气的书画创作遭则鄙视和唾弃，从而促进书画家不仅磨练自己的笔墨艺术技巧，更注意提高文化素养，以实现创作的优化，增添作品的文化蕴含深度，从而使之愈趋高雅。黄山谷告诫“唯俗不可医”，蒲作英相信“俗可医”，他们的用心，其实都是在促使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之间那种“水涨船高”式的良性循环吧？现在，经济增长，物质富足，教育普及，尤其是人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在在都为实现艺术欣赏与艺术创作的“水涨船高”式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曲高和众的文化盛世的出现，正其时也！ 早治疗！早康复！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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